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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聯企業用工“碎片化”的困惑
來源:河北工人報 時間:2020-9-28 9:23:58 瀏覽:107次

   一名職工由甲公司招錄,與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,實際由乙公司和丙公司共同使用,而由丙公司支付勞動報酬。甲、乙、丙三家公司在法律形式上彼此獨立,實際通過投資、持股等,彼此之間具有關聯關系,這種比勞務派遣更復雜的勞動用工方式,俗稱為關聯企業勞動用工。近年來,關聯企業在勞動合同訂立、工作考核、工資確定支付、解除勞動合同等勞動用工行為的“多元”和“錯位”,給廣大勞動者、關聯企業及相關部門帶來較大困惑。


    ■案情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職工招錄簽約、用工付酬及辭退,多家公司共同參與“插足”

    北京某某安全軟件有限公司、北京某管理系統技術有限公司、廣州某安全管理系統技術有限公司,三種公司擁有同一商號“某某”,系關聯公司(以下分別簡稱為北京軟件公司、北京技術公司、廣州公司)。

    2012年10月,童某經過招錄環節入職北京軟件公司,雙方簽訂了《保密及競業禁止協議》。2013年3月31日,童某轉至北京技術公司任職;2014年8月22日,轉至廣州公司處任南區銷售總監,并與廣州公司簽訂了《勞動合同》及《勞動關系簽轉協議》!秳趧雍贤份d明,合同期限為2014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;《勞動關系簽轉協議》載明,童某在北京技術公司的工作年限順延至廣州公司處連續計算。

    2018年3月29日,北京技術公司向童某送達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的郵件,由此,童某與廣州公司之間發生多項內容的勞動爭議。關于童某的工作職務,童某主張其被北京技術公司任命為網絡安全事務部總經理,被廣州公司任命南區銷售總監,并有相關任命文件為憑證。廣州公司主張童某的工作崗位只有銷售總監,其他職務不存在。關于曠工、績效工資等勞動爭議事項,也涉及北京技術公司。

    童某申請勞動仲裁,當地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委作出裁決:廣州公司支付童某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工資差額24000元、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工資88000元、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午餐補助費3045元、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132000元、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未休年休假工資46528.74元;并裁決廣州公司向童某出具離職證明;駁回童某的其他仲裁請求。

    童某與廣州公司均不服上述裁決,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。

    ■一審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職工為關聯公司工作,簽約公司不能扣減工資

    一審法院認為:童某與廣州公司雙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勞動關系且已實際履行,雙方的合法權益均受法律保護和尊重。童某在本次訴訟中主張的部分訴請金額,比勞動仲裁階段主張的數額有所增加,但其增加的訴訟請求與其在勞動仲裁時的請求具有不可分性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六條的規定,一審法院依法對童某上述請求一并進行審理。

    關于童某主張廣州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的工資差額24000元問題,F根據查明事實,廣州公司雖主張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每月扣減12000元系由于童某未到公司上班、未為廣州公司提供勞動,但未提供證據予以證明,故一審法院對廣州公司的主張不予采信,現仲裁裁決的金額經審查并未超過法定數額,故一審法院確認廣州公司應支付童某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的工資差額24000元。

    關于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的問題。廣州公司主張于2018年3月29日以北京技術公司名義向童學峰送達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的郵件,系其真實意思表示,童某收到上述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后也未對發出主體提出異議,只是提出工資等事宜。同時經審查解除的依據并不充分也并不合法,屬于違法解除;廣州公司應支付童某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264000元(22000元/月×6個月×2)。

    關于開具離職證明問題。因一審法院已確認雙方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勞動關系,故童某要求廣州公司開具離職證明的訴訟請求,合法有據,且廣州公司對此項仲裁裁決并未提起訴訟,故一審法院對童某該項訴訟請求予以支持。

    一審判決如下:1.廣州公司應在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的工資差額24000元;2.廣州公司應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264000元;3.廣州公司應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午餐補助費1305元;4.廣州公司應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間未休年休假工資36413.79元;5.廣州公司應向童某開具離職證明;6.廣州公司無需支付童某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工資88000元;7.駁回童某的其它訴訟請求;8.駁回廣州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。

    ■二審: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關聯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, 簽約公司認可應支付賠償金

    廣州公司和童某均不服一審判決,向二審法院提出上訴。一審判決查明事實屬實,二審法院予以確認。

    二審法院認為,本案焦點為勞動關系終止時間,勞動合同解除原因,賠償金計算等。

    關于勞動關系解除的時間,雖然北京技術公司與廣州公司是兩個獨立法人,但結合童某入職經過、北京技術公司通過《安全組織設立及干部任命決定》《安全干部任命決定》對童某的崗位進行任命等事實,一審法院認定北京技術公司向童某發出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具有解除勞動合同的效力,并無不當,法院予以確認。童某確認已經收到該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,故法院認定雙方勞動關系解除時間是2018年3月31日。童某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實其在2018年3月31日之后,還在為廣州公司提供勞動,僅根據社保購買記錄和公司登記信息,并不能證實在2018年3月31日之后童某與廣州公司還存在勞動關系,故法院對童某該上訴主張不予采納。

    關于廣州公司是否需支付賠償金的問題,廣州公司上訴主張根據童某仲裁和一審提出的理由,無需支付賠償金。法院對此認為,童某在一審時已明確其訴訟請求為要求廣州公司支付賠償金,故一審法院根據童某的請求進行審理,并無不當。經審查,《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》上載明解除勞動合同的理由并不充分也不合法,故廣州公司應向童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。至于賠償金的具體數額,廣州公司主張即使要支付賠償金,對童某的工作年限也應按照5年5個月計算,并非是按照6年計算。經審核,童某于2012年10月30日入職,2018年3月31日雙方勞動關系終止,故經濟賠償金的計算年限應為5.5個月,一審法院按照6個月計算有誤,法院予以糾正。因此,廣州公司應向童某支付經濟賠償金242000元(22000元/月×5.5個月×2)。

    關于廣州公司是否需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績效工資的問題,根據童某簽名的《安全績效目標責任書》,該責任書對童某的的績效目標進行了約定,童某享有績效工資的前提是完成績效任務,但童某并未提供證據證實其完成了該階段的績效任務,故廣州公司無需向其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間的績效工資。

    二審判決如下:變更一審判決第二項為:廣州公司應向童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242000元;維持一審判決的其他判決事項。


    權益提醒:

    職工對關聯企業勞動用工應注意保存相關證據材料。在信息化社會和營商環境不斷優化的大背景之下,民營企業通過設立更多的關聯公司,滿足其生產經營便利、財務稅務籌劃等經營需要,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大趨勢。勞動用工方式必然隨著社會生產的巨大變化,變得越來越復雜。職工需要從“一個職工、一個用人單位、一份勞動關系”的傳統認識中解放出來,在關聯企業的工作過程中,一定要注意保存勞動合同書、工作調動通知等相關的勞動用工材料。

    勞動用工的形式和內容應據實認定。職工與單位雖然簽訂勞動合同,但未實際提供勞動的,人民法院不認定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;職工與單位沒有簽勞動合同,但是實際提供勞動且符合確認勞動關系的構成件的,法院可以認定為勞動關系。對于關聯企業的勞動用工引發的勞動爭議,既要看勞動用工的形式,更要關注勞動用工的實際內容。

    ■本報記者賀耀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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